“三转一响”这个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词组，曾经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尺。所谓“三转”，指的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；“一响”则是收音机。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这个标准清单里还悄悄藏着一个“第五件”——那辆偶尔会出现在巷子口的、闪着“出租”顶灯的黄色面包车。
在我家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老房子里，父亲最珍视的是那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，它承载着全家人的出行、采购甚至我儿时上学的记忆。母亲曾笑着说，当年结婚时要是能有辆“小轿子”（出租车）接亲，在胡同里可是件了不得的体面事。那时出租车还是个稀罕物，街上跑的多是黄色的“面的”，起步价十元，对月工资几十块的普通家庭来说，打车是只有急病送医或重要场合才会考虑的“奢侈消费”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1992年秋天，奶奶突发急病，父亲在巷口拦了半小时才等到一辆夏利出租车。那是我第一次坐出租车，车内淡淡的烟味和皮革味，司机师傅肩搭白毛巾的形象，还有计价器跳字时“哒哒”的声响，都成了深刻记忆。车费花了父亲半个月工资，但他后来说：“值！老太太平安比啥都强。”那辆出租车，在那一刻不再是冰冷的交通工具，而成了连接生命与希望的纽带。
随着时代车轮滚滚向前，我家的“三转一响”逐渐被新物件替代。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，缝纫机进了储物间，手表变成手机上的数字，收音机融进了智能音箱。而出租车，也从记忆中的“奢侈选项”变成了日常出行的普通选择之一。父亲退休后学会了用打车软件，常常惊讶于“现在叫车这么方便，车还干净”。
有趣的是，当我自己成家立业，家里买了汽车后，父母反倒更常打车了。“自己养车麻烦，停车难，油钱贵，不如需要时叫个车。”父亲这套“精明账”背后，其实是城市化进程中出行观念的深刻转变——从拥有权到使用权，从身份象征到服务工具。
如今站在街头，看着川流不息的出租车车队——新能源的、网约的、巡游的——颜色也不再是单调的黄色。偶尔，我会指着那些造型流畅的电动车对女儿说：“看，这是现在的出租车。”她很难理解这有什么特别，就像我当年无法完全理解父亲对那辆永久自行车的感情。
从“三转一响”到“招手即停”，再到今天的“手机一点”，一个家庭的出行史，悄然折射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轨迹。那些曾经代表着一个家庭梦想的物件，有的退场，有的转型，有的以全新方式延续着使命。而始终不变的，是人们对更便捷、更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以及那些承载着亲情与记忆的、关于“出发”与“抵达”的故事。
在我家相册里，还保留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：年轻的父亲推着永久自行车，背景里模糊地有一辆黄色“面的”驶过。两种交通工具同框，定格了一个正在起飞的年代。如今，当父母用手机叫车去菜市场时，当我自己在不同城市通过APP找到熟悉标识的出租车时，我总想起那个在巷口等车的秋日午后——我们等待的从来不只是车，而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时代。
